原文标题：选调生：“基层”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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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当多数毕业生纷纷将大城市视为首选时，总有一些人默默背起行囊，下沉到县乡村镇，远离繁华，逆行于同龄人之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选调生。他们大多出身重点院校，被赋予改善基层公务员人才结构的历史使命，但从繁华到寂寥，他们人生的首站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落差。

　　行走在逆行者的路上，他们有着怎样的体会与感悟？

　　“回想起自己毕业那段时光，大部分时间是在彷徨中度过的；回想起刚进入工作单位的那段时间，也是有落差的；回想起选调生道路上的527个日日夜夜，只能用五味杂陈来形容。”

　　这是“傻乎乎的选调生之路”公众号上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公众号的运营者是2017年通过选调生考试、入职南京市高淳区某下辖镇的南京大学选调生李成蹊。

　　连续3年不断更，谈工作，谈心情，谈乡村的改变，“有时候工作中一些新奇的发现和收获，我会重点描述；有时候工作是千篇一律的复制和粘贴，我也会一笔略过”。李成蹊秉持这样的宗旨，给渴望选择选调生之路或者正在犹豫的人一些建议。

　　在后台的留言者中，因为他的故事走上选调生之路者有之，因为其中的酸甜苦辣放弃者亦有之。其实，已经入职3年的李成蹊，有时也会这样设想，如果当初自己选择了其他的职业道路，现在的生活是否会有别样的精彩。

　　一念之间

　　在我国，选调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作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部分，国家会从高等学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文革”后，领导干部青黄不接，选调生制度也成为干部培养的重要手段。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操太圣认为，选调生制度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选调生制度是将人才的选拔和基层的培养，乃至于后期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制度。显然，它的功能更加多样，无论是对于个人发展还是对于整个公务员队伍建设来说，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李成蹊便是其中的一员。

　　2017年8月，并不是完全了解选调生意义的李成蹊，顺利通过了笔试、面试、考查、体检各个流程。经过几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排名还不错的他放弃了已经签约的一家上海国企，踏上了选调生之路。

　　“那时，我对选调生的发展前景有期待，对选调生的多岗位锻炼也充满好奇，更对建设我所爱的城市充满了动力。”李成蹊告诉《中国科学报》。

　　李成蹊入职的那一年，星空手机网页版登录入口,星空(中国)2013届机械与车辆学院交通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韦丹，作为广西定向选调生，已经结束在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交通局的工作，接受组织部门调配，在环江县洛阳镇文雅村担任第一书记已有一年。

　　韦丹是广西东兰县人，那里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级贫困县。韦丹毕业时，因为父母对于她回到广西的殷切希望和自己反哺家乡的愿望，她毅然回到广西，走上选调生之路。“我想尽我的努力，把母校给我的力量传递给更多经济困难的人，让更多人有机会去改变他们的命运。”韦丹说。

　　韦丹和李成蹊都对选调生的未来充满期待，但是更多人则对选调生不甚了解，徘徊于要不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在“傻乎乎的选调生之路”后台，有人写道：“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我对选调生有了更加真实和全面的认知和了解，也坚定了自己走选调生这条路……近期陷入了低谷，希望我们给自己加油打气。”

　　也有人在后台坦承困惑：“进入选调生队伍，想来也有些傻乎乎……基层生活、工作，不是累身，是累心，不留恋或许是很多选调生共同的想法。”

　　与这名留言者分到同一个县的另外三个选调生中，有两个已经辞职，但即便是像韦丹和李成蹊这样信心满满的人，也不是没有迷茫过。

　　上路之初

　　李成蹊依然记得自己到岗报到的第一天，很早起床，到南京南站乘坐大巴，前往未曾去过的高淳区。“没想到高淳离南京竟然会那么远。”李成蹊回忆说，“大巴晃悠近一个半小时才抵达目的地，没有主城的繁华和熟悉，一切都是陌生的。”

　　在区委组织部参加了一个简短的会议之后，几名选调生各自前往工作的乡镇。“我们镇的选调生前辈把我带回了镇里，从区里到镇里又是二十几分钟车程。”

　　宿舍是办公室改造的，只有一个洗澡间，洗澡要排队。天还没黑，小镇街道上就见不到人了，唯一的大超市也是不到七点就关门，这让习惯于大城市生活的李成蹊有些不适应。

　　“工作也是从最基础的干起，天天与打印机和会场桌椅打交道。镇子的环境很像小时候生活的家乡小镇，似乎奋斗了二十多年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李成蹊说。那段时间他有时也会迷茫，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怀疑自己是否适合成为一名选调生。

　　在成为选调生之前，李成蹊也曾接到过华为、科大讯飞等大企业抛出的橄榄枝。他也加过一起拿到offer的同事的微信，看到他们分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西装革履地出席各种展会活动，过着看起来很光鲜的生活，似乎每天都在成长和进步。再对比现下的自己：朋友寥寥，方言晦涩，工作琐碎，每个月到手才几千元，说不羡慕别人是假的。“有时候，还是有些后悔的。选择了其他的路，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不太一样。”

　　韦丹也曾经迷茫过，但令她不适的不是环境的陡然改变，而是找不到方向。不忙的时候，她也会翻看同学们的朋友圈。看到他们的精彩生活，韦丹也会想，如果当时不做这样的选择，生活是不是会更精彩。

　　但是，闲暇的时间并不多。韦丹被分到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交通局时，正好赶上县里大规模修路。她用半年时间就走完了148个行政村的道路，这让韦丹觉得自己的交通工程专业学有所用。

　　李成蹊也很快忙碌起来。调入区政府工作后，他的工作强度陡增，甚至超过了互联网企业所谓的“996”。“一年多来，基本上没在晚上10点前下过班，每周固定工作六天。‘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不保证休息’。‘五一’五天假期只休了两天半，最近几周每周只能休息半天。压力还非常大，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被批评是日常。同学聚会、回家探亲、和女朋友约会的机会基本没有。”

　　赠人玫瑰

　　韦丹的转机出现在2016年3月，在组织的安排下，她到环江县洛阳镇文雅村担任第一书记。那里是全县唯一没有通硬化路的行政村，要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糟糕的路况甚至只有高底盘的越野车才能开到村委会所在地。

　　村里的贫困是因为没有经济支柱产业，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而留下的不少老人还住在古老的泥巴屋中。发展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村霸横行，作为第一书记的韦丹感到肩上担子沉重。

　　韦丹从跑村串户调查开始了解文雅村，并通过走访排查问题，一干就是三个月。了解到村里因为村霸导致换届困难，她又蹲点调查党情民情。“其实只要你做通工作，那里的人都很好打交道。”韦丹说。

　　做通村民工作后，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投票时却恰逢农民收稻谷。为了让每一位选民都能顺利行使选举权，韦丹带领工作组翻山越岭深入各自然屯的田头，把投票箱带到田边让选民投票。此举也激发了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热情。终于，2017年文雅村“三委”顺利换届，改变了历史上文雅村换届难的局面。

　　“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村霸和环境落差，而是我不会开车，每次进村都很困难，特别是赶上大雨天，根本进不去村，没法开展工作。”韦丹回忆起来依然有些懊恼。

　　为了帮助当地脱贫，韦丹计划先帮曾经的贡米、如今获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的品种——文雅香粳米找到销路。2016年，她将文雅香粳米带进广西“第一书记”扶贫产业园，该品种当年以9元/公斤干谷的价格被抢购一空。2017年，经过持续大力向外推广宣传，韦丹成功牵线广东百纳秋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村投资。该公司在村里流转土地上建立生产基地，并以11元/公斤干谷的价格，与当地米农签订为期十年的香粳保价收购合同。这为当地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助人的快乐让韦丹在结束文雅村第一书记工作后，没有选择回到原单位，而是前往环江县最偏远、最贫困的三个乡镇之一的长美乡，担任乡村振兴工作驻乡分队长，专门指导和带领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

　　走访中，韦丹发现一名叫七妹的女子，既不知道自己的大名，也没有户口和身份证，只依稀记得从贵州来，但具体地址却又说不清。“她相当于作为‘黑户’生活了30年。”韦丹说。因为口音问题，韦丹只能通过谐音，借助手机地图锁定大致位置，并提前联系了当地派出所。

　　2019年6月3日，韦丹与七妹连夜坐上了去往贵州的火车，开始寻根之旅。第二天下午到达贵州后，韦丹在当地三所派出所接力帮扶下，终于通过户口系统找到了三个与七妹口中名字相符的人，并一一打电话进行核实。“那时，她能想起一个哥哥的名字。后来真的电话里传来她哥哥声音的时候，七妹一下就哭得很厉害。”

　　挂上电话，韦丹和七妹与派出所民警一起坐车前往七妹娘家。但因为离家时间太长，村里变化太大，七妹一度认不出。“她记得家里要走两天两夜才能看到马路，村里都是茅草屋，而现在这里都通公路了。”韦丹说。直到七妹见到她哥哥，才相信真的找到了家，两人抱头痛哭。这一幕让韦丹颇为感动，觉得“再多辛苦也值得”。

　　办好户口后，韦丹带着七妹又踏上了回程之路。她发现找到家人后的七妹整个人都变得阳光明朗起来。从前内向不愿多交谈的七妹，现在离得很远就会跟她打招呼。“她的丈夫和孩子也都因为她的改变而越来越好。”这让韦丹真心高兴。

　　虽然在上山或下乡时，手机都不知道丢了几个，但她依然保存着当时七妹与家人团聚的照片和当天她发送的朋友圈截图。一同被保存的还有一位文雅村的女孩发给她的留言截图。

　　在韦丹的鼓励下，那名女孩参加了“两后生”（即初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贫困家庭富余劳动力）培训并顺利毕业。她发微信给韦丹说：“我本来没有胆量去尝试之前羡慕的工作，但现在我觉得可以了。真心谢谢你，让我有了不一样的生活。”

　　这样的例子在韦丹那里还有很多。现在文雅村的村民还会不时招呼她回去看看，因为杨梅熟了、猪长大了。

　　在南京的李成蹊也在工作第二年被派到驻外招商办事处从事招商工作。为了给区位条件并不是很优越的所在区找到落地投产企业，李成蹊与同事们每天很早就出发去各大产业园区走访，挨家挨户拜访。“时常吃闭门羹，也会被冷眼相待。而且，一家企业从第一次走访到投产落户，需要很长时间、不断地沟通和磨合。”李成蹊说。他们2018年谈下的企业，在今年上半年才真正签约。看到项目落地，李成蹊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现在，李成蹊的工作依然琐碎而忙碌，有时还是会迷茫。但他清楚，无论是以什么原因选择走上了选调生之路，无论被分配到了哪里、到了什么岗位，都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做好手中的工作，努力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在他的坚持下，公众号也慢慢积累了些人气。“自己找工作的时候，就感叹没有一个平台能够告诉我，我选择了这条路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会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我的未来发展会怎么样、我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李成蹊说，“而我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传递出最真实的选调生活，能够为大家在选择或者放弃选调生这份工作时提供一些参考。”

　　通过公众号，李成蹊也认识了不少朋友，“看着大家分享的朋友圈，感受到每个人都过着不同的生活，相信每个人也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成本，也收获了喜悦。”李成蹊说，他依然希望通过自己平淡而真实的故事，让人了解选调生未来之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迈向未来

　　今年，韦丹本来要结束长美乡的工作，但因为今年是脱贫攻坚最后一年，也是最关键的一年，她的任期被延长到2021年3月。至于未来要回到原单位还是继续驻村，韦丹说听从组织安排。

　　“如果在2016年以前，你问我是否后悔成为选调生，我可能还不太确定。但现在我觉得这份工作是有价值的。你可以给人们带来改变，虽然改变可能微小，但很有意义。”韦丹说，踏踏实实做事带给她内心的富足，让她有信心胜任任何岗位。

　　像韦丹和李成蹊这样的选调生，在基层还有很多。操太圣认为选调生的存在必不可少，“因为选调生的选拔更看重学生在校期间的综合表现，只有那些一直表现优秀、综合素质突出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这样选拔出的学生也的确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从而保障了这些‘后备干部’的质量，也避免了一次考试定终身的弊端”。

　　而且，我国基层公务员系统中正需要思想政治素养高、道德品格素养好、实践能力素养强的青年大学生来优化、强化当前的党政干部结构。但是，作为基层公务员，目前选调生在发展中普遍存在晋升空间较窄、工资较低、社会地位不高等问题，这导致其前景受到影响、工作积极性下降。

　　操太圣也曾与几位在基层工作的选调生交流过。他们普遍认为，发展的机会更取决于选调生自身能力的高低。“可以说这种认识是非常理性的。”操太圣说。

　　因为选调生的特殊身份，李成蹊曾被人称为“飞鸽派”。“有人认为我们只是在基层镀个金，归宿终究是上级部门。但其实因为各地政策不同，人们贴在选调生身上的标签都是片面的。”李成蹊说，“最重要的是要客观地认识自己的身份，不患得患失。”

　　“一些地方确实有‘重任用、轻培养’的问题，轻培养是指这些高校毕业生进入基层之后常常需要自己独自应对工作中特别是过渡期的各种挑战。因此，对于这些选调生来说，需要明确的培养计划，让他们树立不同阶段的目标，定期的评价也有助于其更好地发展。”操太圣说。

　　此外，也有专家建议，延长培养选拔链，实行高校+基层的培养模式，与地区的组织部门强化沟通，联手开展选调生选拔推荐工作，然后由学校进行针对性的培养，并强化考查力度，使得更多优秀的大学生能够投入到选调生的队伍建设中。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提到，对于到中西部边远地区、艰苦地区的选调生而言，可以适当提高其工资待遇，增加成长机会和其他保障资源。“大学生在选择选调生道路时，最好能够评估自己个性与能力的适合程度，结合自身学科特色和专业素养，尽量将知识和能力运用于工作中。这样才能发挥出大学生选调生的优势。”